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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以前,同盟会等组织以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为政治纲领。武昌起义以后,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立刻意识到这个纲领的局限性。如果继续坚持“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”,蒙藏青新东北等广大地区有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危险。于是,赶紧改为“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”,中华民国国旗也定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

大家可能以为“汉满蒙回藏”这五族的说法,是当时人临时想出来的。其实不然。“五族”的说法是有来历的。清朝时,满文、蒙文、汉文、藏文、维吾尔文这五种文字都是政府认可的官方文字。清廷为此还专门出过一本书《五体清文鉴》。“五族”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。

现在有一种说法,认为如果辛亥革命爆发前,中国的王朝不是清这样的异族王朝,而是明这样的汉人王朝,中国的近代转型可能要成功得多。

转型会不会因此更成功,不好说,但如果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是明,中国现在的疆土面积很可能要小得多。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,可能都不在其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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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一下明清两朝的疆域图。在明朝,东北、北、西北、西基本都属于境外。从面积来说,明的领土大约只有清的一半。如果辛亥革命是在明末爆发,这些广大地域恐怕就不属于中国了。

那么,这是不是说明“大明王朝”很无能呢?倒也不是。在这方面,明朝和汉唐以来的中华帝国相比,不出色但也不落后,基本一脉相承,算是个合格生。

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讲到了华夏族的一次大扩展,那就是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珠江流域,也就是扩展到了南方。那次扩展大致在秦汉时期完成。从那以后,历朝设置郡县,也就是进行正规统治的地方,基本稳定不变。

有人可能会说,不对。汉、唐都曾经大大向西向北扩展过。但细看历史就能发现,那些扩展往往很薄弱,也就是所谓“羁縻”——册封当地的土豪,换取土豪对中央名义上的臣服。这种关系,更类似于朝贡体系内的天朝-藩属关系,远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。

而且,就算是“羁縻”,往往也难以持久。汉朝在游牧草原大进大退。唐朝控制蒙古高原不过四十年。国家实力稍有减退,中央政府无力维持耗费巨大的远距离“输血”,对这些遥远地区的控制也就难以为继了。

究其原因在于,王朝是否能将某地“收”进来,关键在于是否有大量汉人移民的进入。南方之所以后来成为华夏毫无疑问的一部分,甚至成为中华经济文化的重中之重,就是因为魏晋以来大量汉人移民来到南方。东北地区在明朝时属于满洲人的地盘,清末开放以后,山东河北等地大量汉人来到东北开发东北,东北由此牢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。

可是,北方、西北方属于草原干旱半干旱地区,不像南方和东北那样适合农业耕作。因此,“汉人移民大法”在这些地方无从施展。如果没有大量汉人农业移民,仅靠“羁縻”,传统中原王朝无法真正把这些地区“收”进来。

说到这里,就说到了著名的“胡焕庸线”,也称为“黑河-腾冲线”。从黑河到腾冲,划一条线,两边的面积差不多大,但人口密度差距却非常大,是5%对9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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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河-腾冲线,不但是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,基本上也是传统王朝扩张的极限。传统王朝的直接统治,即使能越过这条线,也过不去多少。实际上,在清末以前,这条线以东的东北地区,也不属于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。中原王朝稳固的统治范围,是“内地十八省”。

胡焕庸线以东,从秦汉开始,到隋唐,中华帝国建立了一种统治模式,这种模式概括来说就是“车同轨,书同文,行同伦”。就算不能百分百做到,但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,一直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、普及汉语、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汉文明,这个统治模式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耕作。

明朝基本上延续了这种统治模式,也就相应延续了这个领土范围。如果没有元、清两朝,那么很可能,中国国土的范围,要小很多。

好在我们有元、清这两朝。

元、清两朝的核心特征,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。这就从根子上解决了“无法移民就无法统治”的难题。他们不需要费劲巴力地向边疆派出移民,他们自己就是从边疆那边过来的。

因为有这种全新的条件,在元、清两朝,出现了一种超越汉唐明传统王朝的新统治模式。这种新模式,萌芽于辽,发育于金,定型于元,成熟发达于清。雍正曾经说过一句话:“中国之一统始于秦,塞外之一统始于元,而极盛于本朝”。

相比于汉唐明的“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”,也就是以汉语和儒家伦理为核心的“一元帝国”,新模式的特点就是“二元帝国”,经济基础包括了农耕和游牧两大类,内地的儒家伦理和边疆地区的宗教并立,在具体的统治形式上,也是内地的郡县制和边疆多种统治方式并存。

这里面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清朝的理藩院。清朝曾经编订过一本书,追溯其各项制度的历史渊源,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。各种制度、各个部门,在此前的王朝中都能找到前身或类似,唯独理藩院找不到。这是个全新的政府部门。秦汉隋唐都没有。

我们现在知道,其实理藩院也有前身,那就是元朝宣政院。只有元、清两朝有这种政府部门,这并非偶然。在胡焕庸线以西行使真正的主权,这就是元、清才有的新事。此前的王朝,实行主权只限于内地,在“羁縻”地区,并无主权可言,自然也就不必设立相应的政府部门。

对这种新模式来说,元朝的最大作用在于重新统一了唐朝以后的大分裂,把多个民族地区合为同一个国家——宋其实不算是个大一统王朝西夏、辽、金等多年和宋并立。但元朝持续的时间不长,在巩固、完善新统治模式上,清朝的作用要大得多。

首先,清朝一改明朝时的整体防御态势,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扩张姿态。因为是进攻扩张,加之自身就属于周边入主中原者,所以,在清廷看来,周边民族地区和内地中原,本来就是一体的。

政治上视为一体,但民族地区情况和中原差别很大。这并没有难住清廷,他们不受“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”“以夏化夷”的限制,放手在各地实行灵活多样的统治方式。在中原,清朝延续传统王朝的统治模式;在蒙古地区,实行旗盟制;在新疆地区。实行伯克制;在西南地区,实行土司制;在藏区则实行达赖班禅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。可谓“一国多制”。

同时,和汉唐明时的“羁縻”不同,对边疆民族地区,虽然以当地贵族、头领统治为主,但清朝都派有军事将领,强化军事上的管理,实行直接控制。在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、库伦办事大臣;在新疆设伊犁将军、乌鲁木齐都统;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等等。

在宗教上,清廷的手法更是老练。在中原内地,继续实行儒家伦理的汉人传统,在蒙古和西藏地区却通过藏传佛教实行统治,和宗教领袖建立密切联系。这样一来,清廷不但笼络了民族地区的上层贵族,也从文化心理上让民族地区的民众接受了清朝的统治。

清朝的这种“二元论”统治的外在表现就是北京-承德两地同时具有统治中心的功能。北京以面向中原内地为主,承德以面向民族地区为主,为此,清廷在承德避暑山庄附近修建了“外八庙”等大量寺庙,专门用来接待民族地区的宗教领袖。

经过元、清两朝的经营和努力,中国国家的领土范围大大突破了“胡焕庸线”的限制,从农耕区扩展到了包括游牧草原、西藏高原在内的广大区域。这是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珠江流域以后,中国国家整合的又一次重大进步。正是这次扩展,奠定了当代中国广土巨族的基础。

从整合的角度来看,把南方纳入华夏范围,意味着中华文明突破了单一大河流域的范围,扩展到大陆级别。在这个过程中,秦汉唐确立了传统汉王朝“一元化”的统治模式。这个整合过程,到今天,可说已经彻底完成。中原农耕地区,虽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,但到今天,统一已经非常稳固不可动摇。

元、清两朝,通过“二元统治模式”,突破了“胡焕庸线”,把游牧草原区也纳入中国的范围,尤其是把不同宗教、不同语言、不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,变成了“中国人”“中华民族”的成员,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伟业。元、清两朝,虽然是异族入主中原,但在中华历史上,他们有重要的、不可或缺的地位。

不过,应该承认的是,融合农区和牧区,把多民族人民锻造成统一的中华民族,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,并没有彻底完成。现实中,还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,还需要持久和艰巨的努力。一些国家的人,很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出现倒退甚至失败,希望看到中国陷入分裂甚至瓦解。

新中国接下了这个历史接力棒,在整合的方向上,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整合而不是分离,统一而不是分裂,这才符合历史的大趋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。一部中华文明史,就是整合范围越来越大,整合层次越来越深,彼此联系协作越来越密切的历史。

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历史,才能真正看懂中国历史。

更重要的是,也只有从这个方向眺望未来,才能看清未来中国和世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大势。

参考资料:

《新雅中国史八讲》,三联书店,2021年1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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